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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学生涯
2020年10月28日  

作者:熊道统

最好的大学,一定是有灵魂的大学。

一所大学的灵魂是什么呢,不同的人认识不同,有人认为是独立的思考,有人认为是自由的表达,我认为还是学凤。学风是凝聚在教与学过程中的知、情、意、行的综合表现,她需要师生们共同去创造。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延安大学的从教生涯,最感欣慰的,是与我的学生们一起践行“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校训,师生为友、教学相长,在实践中创新、发展,搭建起一个促进人才成长的良好平台。

1958年9月,延安大学数学系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七名教师。这七人中,除了从西北大学调来的张以信副教授、侯明书老师之外,其余的唐有恒、雷兆麟、王廷珍、王忠孝和我,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没有教学经验。记得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自己感觉准备得很充分,但是一些同学还是反映听不懂。

当时,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住在一斋窑洞,数学系的同学和我住的很近。下课之后,我来到学生宿舍,大家见到我非常热情。听到我的询问,立即七嘴八舌的说开了。有的说,老师讲课说得快,写得快,黑板擦得快;有的说,老师讲得太抽象,有些捉摸不住;还有的说,我的四川话,他听不懂。

听到同学们的话,我心里很是不安,决定尽快破解这些问题。为了过好语言关和语速关,我独自走到延河滩反复练习,然后多次到学生宿舍小范围试讲,听取同学们的意见;为了帮助同学们理解抽象的概念,又自己动手,做了函数极限演示教具。再上课的时候,反复提醒自己,语速要慢、板书要慢、擦黑板前留意学生的反应,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枯燥的数学理论。

记得在我讲数列极限时,曾经引用过《庄子·天下篇》中的一句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说明极限的思想,还介绍过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首创的割圆术,也就是极限思想在几何学上的应用。

为了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我经常组织课堂小讨论,鼓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允许同学们发表不同见解。

有一次课堂讨论的主题是,数列极限定义的叙述法有几种。我在讲课时只列举了两个正确的定义和两个错误的定义,结果同学们各列举出十多个,直到下课了,许多同学依然还在紧张地思考。尽管同学们列举出的定义有对有错,但是显然,这种方法活跃了大家的思想,对于培育大家的创新能力很有帮助。

这种对重要的基本概念进行课堂讨论,让学生举一反三的方法,我一直使用了30多年。1988年6月,陕西省师范院校数学分析统考中,有一道题是列举数列极限几种定义的叙述,然后判断正误,延安大学的学生90%判断正确。显然,多次在课堂上的讨论和思考,对大家掌握好基本概念的定义,很有帮助。

除了在课堂上想尽办法让同学们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出(题),下课后,在专门的辅导时间之外,我还主动到学生宿舍去,了解大家的学习情况,答疑解惑,同学们遇到问题,也主动到我宿舍来询问。

我刻意营造一种宽松自由的学术讨论氛围,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大家讨论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学生认为我说的不对,不仅敢直截了当的提出来,有时甚至会争论的面红耳赤。如果真的是我的不对,我也勇敢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我和同学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还因为我认为大家在学术上是平等的,教学相长,大家共同进步。

同学们对我在学习上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纷纷以其他的方式予以热情的回应。

学校重建初期没有饭票,吃饭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因为粗粮多细粮少,食堂经常吃玉米面馍,小米干饭和稀饭,很少有大米饭和白面馍。这对于从小吃米饭长大的我,是一个考验。加上刚从黄浦江畔的大上海来到黄土高原,水土不服,经常腹泻。同学们看我吃玉米面馍和小米干饭很不习惯,就将自己的大米饭送给我吃。周末,有女同学主动来到我和唐有恒的宿舍,帮我们拆洗被子,拿到学校旁边通往杨家岭的小河沟里去洗。

1959年冬天,我和数学系1959级学生一起大战老虎峁。当时寒风刺骨,对于我这个以前没有经历过零下温度的人来说,凛冽的寒风就像刀子一样刺来。遇到劳动休息,我连忙跑到一个背风的地方去避风。同学们看我过去,经常主动围过来,替我挡风。

当时每天早饭后,学校要求无论师生,每两个人一起抬一桶水或者一桶肥料上山,同学们为了照顾我,经常将支撑点悄悄地向自己那边挪过去,每到这时,我便“警告”学生说,再不准把支撑点移动了,但是同学们说什么都不肯听。

在体力劳动上,我抢不过我的学生们,在其他地方就尽我所能给与学生们悉心的指导与帮助。

1960年之前,学校在周末除了组织电影晚会,有时还会组织舞会。我在西南师范学院时已经学会了跳交谊舞,后来在华东师范大学更是经常跳舞,对交谊舞一点也不陌生。看到一些同学不会跳,我就主动上前去教。师生同舞,其乐融融。

当时,每逢重大节假日,学校都会组织文艺晚会,由教师和同学一起表演节目。为了丰富节目,我主动教数学系的学生演唱《人民教师是我们的理想》,这是我在西南师范学院上本科时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是针对有些同学不安心师范专业而写的。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延安大学重新演唱,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回忆自己从西南师范毕业以来的经历,更加决心当好人民教师,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我的学生们唱着我写的这首歌,也是别有一番感触。

在晚会上,大家经常让我讲故事,我就主动讲一些数学家的故事,有一次还讲到我的中学校长陈瑞老师对学生深沉的爱。这些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同学们的心,不仅密切了师生感情,对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当时很多同学对我说,和熊老师相处是一种享受,而我也很享受和我的学生们在一起,更不敢辜负他们对我的尊敬与期望。

1959年的春节我是在四川度过的。2月份返校时,我特意提前了五天动身,没有想到,在铜川依然没有买到去延安的汽车票。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在铜川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巧遇了数学系1958级的两名同学。在铜川寒冷的夜里相逢,三个人有说不出的亲切。为了早日赶回学校,我们三个人在候车室里守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买到去延安的汽车票。

开学前一日的下午,我们终于找到一辆向延安拉粮食的卡车,司机允许我们坐在车厢的麻袋上赶往延安。

拉粮的汽车是下午两点多从铜川出发的,一直走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延安东关车站。2月的陕北高原,还没有一丝春的气息,室外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当我们从卡车上下来时,腿几乎已经站不直了,浑身冰凉,快被冻僵了,在地上跑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从东关到延安大学,只有一条能走毛驴车的小道,黑魆魆的也没什么人,我们三个人沿着这条小路急急忙忙走向杨家岭,回到学校时已经凌晨两点多,我休息了一会就去上课了。走进教室,看到一双双熟悉的眼睛,所有的累好像一下子烟消云散。

面对孜孜不倦的学生们,我从开始执教就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更未停止思考教学方法的拓展与创新。

1965年,全国兴起教学改革的热潮,我在数学系1964级的数学分析教学中进行了大胆地改革尝试,将课堂教学以教师讲课为主改为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学。

具体做法是,将每周上课的时间与辅导答疑时间整合起来使用,按照教师做启发报告、学生自学教师辅导、学生作业、教师总结的顺序去完成一个单元的学习任务。我们把这叫做四步法。

第一步,先由主讲教师做启发报告,通过实例引入重积分概念,使学生初步了解重积分的计算方法和应用。启发报告实际上也是一个动员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去自学的动员报告。

接下来进入学生自学教师辅导阶段,主要由学生自学教材和参考书。自学,并不是说教师撒手不管了,教师必须到教室辅导,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对学生存在的共性的问题还要进行集体解答。

我的体会,学数学首要的问题主要还在懂与不懂题目。如果看不懂,就谈不到深入理解问题。如果在自学阶段,碰到的某个问题大多数同学都看不懂,就必须由教师进行集体讲解。除了要及时解决学生学习中遇到的“拦路虎”,教师还要考虑到学生自学能力的差异。对阅读能力差的学生进行个别帮助,对能力强“吃不饱”的学生,可以印发一些思考题给他们。

在作业阶段,应该注意不要轻易去给学生说答案,只能作适当提示。更要坚决杜绝抄袭现象,一旦发现抄袭,必须令其重作。抄袭对掌握知识点没有任何帮助。

在教师总结阶段,教师将本章所学内容进行系统、深入的串讲,对于难点还应该总结出多种类型进行反复讲解。在总结性讲授后,可以出一些思考题或者少量较难的作业,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

在进行了四周的课堂教学改革试验后,我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这种教学方式学得主动,印象深刻,记得牢。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这种教学方式学得吃力,花时间多,在一定程度上挤掉了其它课程学习的时间。

这次课堂教学改革尽管一共只有四周的时间,并且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星期天我去教室,半数以上的同学还在学习教学分析,同学们提出了许多我未曾考虑过的问题,问题之广之深,令人惊叹。这些问题有一些当时我就回答了学生,还有一些问题,我也思考了许久,甚至在后来我撰写的有关数学分析的论文中,列举了这些问题。

这一段教学改革,给了我许多的启发与帮助,也可以说拓展了我的思考空间,对我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帮助很大。

1959年春天,延安大学数学系学生在毛主席种过的地上老师。前排左二张一三,左三熊道统,左四张以信。

延安大学数学系从建系开始,就很注意数学与实际工作的结合。在重建之初的二十年间,学校的劳动任务很重。当时,延安大学附近的每一个山头上几乎都留下了师生们的足迹。农忙了,我们帮助农民秋收,农闲了,我们帮农民修梯田。此外建校劳动和校外的其他劳动任务也不少。但是无论大炼钢铁,还是修建梯田,我们都围绕着具体的劳动,做一些简单的计算,比如计算梯田的倾斜度等,以此锻炼同学们的实际应用能力。

对于一些复杂的计算问题,有的我们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攻关小组。

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农村大办沼气,延川县有个生产队提出让我们帮助计算一个沼气池的形状、体积和表面积,以推算修建这个沼气池需要多少材料,能容纳多少沼气。

由于沼气池的形状类似于圆台,但又不是圆台,首先要确定一个连续曲线,将其旋转成为旋转体的体积进行计算。当时不像现在开设有数学建模课程,还有数量充足的计算机,对这样一个结合微积分的积分应用问题,我们决定师生联合成立攻关小组进行攻关,我当时领导了这个攻关小组。

记得在确定用什么连续曲线来旋转时,有很大的分歧。通过反复的讨论,最后采用的是一位同学提出的意见,后来在具体的推演和计算中,同学们贡献很大。这次联合攻关,不仅使学生对数学分析的相关知识点掌握的特别牢固,而且培养了大家的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

这一时期,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走遍全国主要城市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幸运的是,他还亲自来到了延安。延安大学数学系为此组织了多个小组,去延安柴油机厂、机械厂等十多个工厂,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

开始,工人师傅们并不接受。我们针对他们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优选和统筹。经过一周的努力,取得了上百项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成果。看到这些方法能够节省资金和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工人师傅和厂领导都很高兴,最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优选法和统筹法。

那一周,是和学校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一周。白天,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下班后,再给工人师傅们讲解优选法和统筹法。1973级的白世忠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自信与创新能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76年,白世忠毕业的时候,社会上对“工农兵学员”留在高校任教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对白世忠在数学理论上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但是我认为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从白世忠进入延安大学学习以来的表现看,尤其是在推广优选法过程中呈现的实际能力来看,他有很大的潜力。

白世忠留校后,我特意送他一本苏联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鼓励他不断前进。20世纪80年代初,我又推荐他去陕西师大数学系助教班学习,后来逐渐走上模糊拓扑学的研究道路。现在,白世忠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模糊半拓扑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976年,我和数学系1973级的六位学生,还应延安柴油机厂的邀请,参与了该厂研制BD2300型摆动活塞发动机的工作,当时厂里委托我们负责发动机的运动学计算工作。

这一课题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目标函数,这与微积分有密切的联系,也是现代大学数学建模的典型问题,但是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和计算机,一起都靠手工计算。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我和同学们一起住在延安柴油机厂后山的一孔土窑洞里,昼夜计算、讨论。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经睡下了,大概到了夜里一点多的时候,刘永春同学突然说,那个目标函数我想起来了。大家立即起床听他讲解,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我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写出了运动学计算。后来经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确认,这一成果还发表在1978年的《数学的实践与认识》杂志上,并获得延安大学首届科研奖。

与学生们一起,联合攻关,用数学服务实际工作的这段经历,我终生难忘,尤其是同学们迸发出的活力与创新精神,给了我很多启发与鼓舞。

1978年,随着1977级和1978级的相继进校,学校的教学工作和各项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除了主讲数学分析之外,还开设了分析选论、泛函分析等选修课程。这一时期,我和延安大学的其他教师一样,教学热情空前高涨,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

当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学校的经费主要用来保证教职工的工资和师生的生活必需,在教学上的投入很少。但是我和其他教师一样,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埋头教学与科研工作。

也许是因为分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延安大学1977级和1978级的学生学习都非常努力,就连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有不少同学在教室里自习。记得数学系1978级学生年龄普遍较小,班里最小年龄的同学入学时才14岁,入学时15岁的同学一共有4人,但是这些同学没有因为自己年龄小而有任何懈怠,学习非常刻苦,学校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也很关心。

1982年春节,数学系1978级有8名家在外地的学生春节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学校有关部门专门邀请春节期间没有回家的所有同学一块吃年夜饭。吃完了年夜饭,我去把数学系的同学请到我的住所,也就是二斋15号窑洞,与我的家人一起过除夕。当时我刚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大家一起围坐在电视机前,一个窑洞挤的满满当当,我们一边看文艺节目一边聊天。记得1978级的廖福成同学是陕西汉中人,汉中在地理上与四川很近,语言、风俗、习惯也很接近,我们的交流像一家人一样,自然亲切。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廖福成的刻苦努力下,这一年他考上了东北工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是博导、教授。他们班的学生加上廖福成,毕业之后一共有8名同学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1985年6月,我被任命为延安大学教务长,两年后,又担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认识到,学校要发展,必须要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开拓创新做好科研工作。为此,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我一手抓住重点课程建设,一手抓紧重点学科建设,使教学与科研工作相互促进,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健康发展。

数学分析是大学数学系最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可以说是后继所有课程的基础。除了统筹全校重点课程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我还亲自担任数学系重点课程数学分析的负责人和重点学科基础数学的带头人。

20世纪80年代初,熊道统教授给延安大学数学系1978级学生讲数学分析课。

除我之外,数学分析课程教学团队的第一批成员还有马保国、崔艳兰、白延琴和赵西卿;基础数学重点学科科研团队的第一批成员还有侯明书、林兴端、李耀堂、白延琴和崔艳兰等,研究方向是非线性泛函分析和单叶函数的几何理论。这两个团队中的很多人,也是延安大学数字系自己培养的教学骨干教师。

数学分析刚刚被学校确定为重点课程不久,1988年春天,我在参加陕西省高教局的一次会议时,获悉1988年夏天,省高教局决定在全省师范院校的数学系本科生中,进行数学分析的统考。我把这一消息立即与数学分析教学团队的成员做了交流。大家感到,这是数学分析课程通过教学实践发展成长的极好机会,在这次交流中,数学分析教学团队的所有教师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要排除一切困难,争取全省第一。

通过半年多呕心沥血的教学实践,在数学分析教学团队全体成员和数学系1987级学生的努力下,我们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全省数学分析统考第一名的好成绩,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提高了延安大学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在紧张的教学实践中,团队成员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好的磨炼与快速提升。

我把在数学分析统考中总结的经验,及时与其他专业进行了交流。在全省相继举行的高等代数、中共党史、现代汉语等七门课程的统考中,延安大学相应专业的师生也取得了全省统考的第一名,为学校赢得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誉。

当时,陕西省还没有全面启动重点课程建设,在省高教局专门在延安大学召开的全省统考表彰大会上,我着重介绍了创建重点课程的做法,总结了从教师团队建设到学生教学管理,一整套较好的操作方法。

记得我在会上讲到,教师既要管教又要管学,不光要把基本的概念和定理讲给学生,也要把基本的方法教给每一个学生。数学分析专业当时的经验是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确定专门的教师,担任教学辅导员,确保学生把知识学到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学团队的成员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后来,又经过五年的建设,延安大学数学分析重点课程逐步发展为省级重点课程、精品课程,被评为陕西省首届教学成果一等奖,团队成员马保国教授后来评为省级教学名师,课程组每一个成员都在铸造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

基础数学作为延安大学第一批重点学科之一,是从1985年就开始筹备的,最初我们是从非线性泛函分析与单叶函数的几何理论两个方向进行专门的研究。当时数学系在单叶函数几何理论方向,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我作为学术带头人的非线性泛函分析方向,此前没有专门的科研人员,存在着经费少,资料少,已有成果少,时间少等四少现象。

泛函分析课程在国内开设的比较晚,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师范类高校中,只有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开设有这门课程。很荣幸,我在华东师大研究生班学习时,接触到了这门课,并且对泛函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后来我到延安大学工作之后,由于条件的限制,中断了对它的学习与研究。现在学校确定由我来担任这一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我真想一下飞到这门学科的前沿,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当时我还担任延安大学的教务长和副校长,行政管理工作的任务很重。但是我觉得作为延安大学第一批重点学科的带头人,不仅是一个崇高的位置,更意味着重大的责任,要有强烈地担当意识。同时,我又是分管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的主要领导,必须带头出成果,写出较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来。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总感到时间不够用,晚上熬夜是经常的事情。我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几乎都在晚上12点钟以后才睡觉,由于长期睡眠不足,积劳成疾,导致神经衰弱和轻度失眠症。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一次在走路时碰到电线杆。没想到我也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那天下课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当时想到了一个论文题目中的问题,由于注意力高度,撞到了校门口的标语牌上,额头甚至撞出了血,时隔半月才消肿。

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收集资料是第二个难关。一个是线索小,一个是缺乏经费。线索少只能是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检索和收集,经费少就自己掏钱包。为了购置资料我前后花去了几个月的工资,想方设法收集到能装两麻袋的资料。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研读了上百篇中外有关不动点理论的论文,终于得出一个新的不动点定理。

记得是1987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证明这个定理时有一个问题一直演算到凌晨1点多钟还没有解决,老伴於瑞文反复劝我注意身体,明天再继续。到了早上5点多,我突然惊醒,高喊道,证明喽。然后立即起床穿上衣服把这个定理的证明一口气地写完了。

早晨7点刚过,还没有吃早饭,我拿着这个定理和证明初稿到李耀堂处与他交流。过了两天李耀堂提出了修改意见,使这个定理及其证明更加完整。紧接着我把这篇论文寄给西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学报立即将我的稿件送给罗四维教授和张石生教授审稿,经二位教授提出修改意见后,经过三次修改,定稿的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西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报)1989年第二期公开发表。

这是我在基础数学非线性泛函分析研究方向通过核心期刊发表的第一个论文。虽然学术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提高了延安大学的知名度,为我校非线性泛函分析研究向科学前沿迈进开了一个好头。

1989年5月,基础数学学科经校长办公会议批准,成为延安大学第一批重点学科。从此以后,我们正式进入全国非线性泛函分析研究领域,我们团队的李耀堂、崔艳兰等人的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的生产出来,在全国多种刊物上发表,得到同行的认可,在全国乃至国际非线性分析学术会上有了一席之地,成为全国学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

1988年8月,熊道统教授(前排左7)在南京参加全国非线性泛函分析学术研讨会。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延安大学基础数学重点学科科研团队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2一距离空间理论》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对非线性泛函分析研究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延安大学第一批重点学科之一,基础数学学科经过十年的悉心建设,成绩显著,也为1999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奠定了基础。

重点学科建设的核心是人才,基础数学学科当时主要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办法,进行人才队伍的建设。

所谓“走出去”,就是鼓励留校的青年教师去报考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或者助教进修班。比如数学系1977级留校的李耀堂,考上西安交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生,白延琴考上上海大学应用数学博士生。当时他们二位,成家立业不久,家庭拖累大,经济上也不宽裕,都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外地读书,他们一边读书,一边刻苦钻研,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为学校的基础数学重点学科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连续十年,每年派出3-4名教师去参加全国性或国际学术研讨会,了解重点学科前沿研究的进展情况,并与本学科的知名专家建立起联系,加强协作,获得资料,联合攻关,促进重点学科的科研进步。

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一些全国乃至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前来延安大学讲学。我们先后邀请了刘书琴、曹钖华、游兆永,刘绍学、张石生等著名专家来校讲学或办讲习班,并在延安大学召开陕西省数学家年会。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对学校重点学科建设,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乃至指导作用。

到1999年,基础数学专业因为实力显著,成为延安大学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专业。

对于学校重建以来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学校上下高度重视。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基础数学专业采用“双保险”的办法,重视发挥重点学科集体的智慧。我虽然是导师,但是我主要负责讲授专业课,方向课由崔艳兰教授担任,而毕业论文则是到在本研究方向具有丰富经验的四川大学去写,边写边调研边修改,经过这样明确的分工和制度保障,第一届硕士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得到了同行专家的确认,确保了质量。后来,该论文分别在权威期刊《模糊系统与数学》与核心期刊《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上。基础数学第一批研究生之一李红玉考上了本研究方向山东大学的博士生,现在山东科技大学任副教授。

2002年6月,熊道统教授和延安大学数学系首届硕士研究生在一起。

回顾我的从教生涯,最大的欣慰是参与重建有着光荣传统的延安大学,尤其是和其他教师一起,创建延安大学数学系。近60年来,数学系(今天的计算机科学学院)培养了数千计的科研工作者、教育家和行业骨干。他们曾经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教学互长的伙伴,今天有的远渡重洋,相隔万里,有的已经退休,但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

每当数学系1973级毕业生、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白世忠教授;数学系1977级毕业生、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李耀堂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白延琴教授;数学系1979级毕业生、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高随祥教授等这些当年的学生和同事通过微信和其他方式向我问好的时候,我总会油然而生自豪感和满足感。

1954年,我在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就读时作词作曲的《人民教师我们的理想》中,有一句歌词,“不图所求、甘作人梯”。回顾五十年的从教生涯,我做到了当初的承诺,更因为我的学生们而自豪。

熊道统:1935年生,重庆万县人,1958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应届毕业参与新延大最初重建,1998年延大退休,曾任延大副校长。

已是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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