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靖宗
延安大学作为一所正规的普通高校,从筹备重建到新生入校,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958年那特殊的时期,却成为近似于“壮举”的事实。这时的学校和师生员工在开始的几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与严峻的考验,也成为学校和师生们最值得骄傲和回忆的光荣历史。
1958年8月下旬,当我和新来的教工们,沿着王家坪山下蜿蜒的小路,绕过一个大石砭找到杨家岭脚下的延安大学时,这里只有荒滩上倚山的两排石窑洞,没有砖墙和校门,也没有教室和食堂,甚至找不到一个简易的厕所,教学设施更是一片空白。当时还没有通电,入夜,除窑洞中的微弱的煤油灯光外,周围是一片漆黑和寂静。就这样接到正式录取通知书的几百名新生却将来校报到,只能用异乎寻常的毅力,按照当年八路军和老延大艰苦创业的精神,立即投入开学的准备工作。
我报到不几天,就被任命为中文系的业务秘书,除了要克服生活上巨大变化带来的困难以外,最主要的困难还是如何协助系上的负责人郭玉宝同志,做好第一届新生的课程安排和教学准备工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文系近150名即将到校,他们不是来圣地参观的,而是怀着热切的求知欲望来上大学的,生活上的困难可能在预料之中,但他们更为关注的将是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教学安排不好,第一堂课上不好,教学质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情绪;而能否稳住这第一届学生,有直接关系着学校的稳定和命运。沉重的责任感,迫使大家顾不得自己生活上的困难,整日沉浸在忙碌和焦虑之中。
最当紧的是两项任务,一是搞一个既保证培养规格又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二是尽快安排好第一学年的各门课程教师。关于教学计划,在我决定来延大之时,就曾和西大中文系五九级赴延大实习队的同学们一起初步酝酿过。当时正在教育革命和学术批判的热潮中,时兴的指导思想是“厚今薄古,以论带史”;在文学教学方面,要“突出当代,加强理论”。根据这个原则,大体上定下了一年级先开的几门课程,并在实习队的同学之中作了一些两年制专修科的教育计划。我记得当时一年级的课程,除了公共课之外,专业基础课程是文艺理论、当代文学、写作、现代汉语。从第二学期陆续开设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语文教学法和教育实习等。这就是中文系第一个教学计划。系上决定根据这个计划,立即进行安排和准备,保证新生入学后按时上课。而这时,距新生入学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最困难的还是教学任务的落实。当时中文系正式的教师郭玉宝同志和我是刚刚工作一两年的助教,在西大时的专业都是古典文学,其余几位都是由全国各院校新分配来的毕业生,大家都没有立即开课担任主讲的思想准备。但是急迫的形势不容任何人迟疑,几乎是新生报到的同时,教师们便承担起了繁重而紧张的教学任务,开始了课程的准备。系上给教师的专业分配是:郭玉宝,包永新讲文学理论,张崇文讲现代文学,张秀荣讲古代汉语,王振世讲现代汉语,冯力平讲写作和语文教学法,倪余庆、陈民旭和我教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定了,同志们还得有一个基本的准备时间。所以,第一学期的一部分课程,是由西大石昭贤先生,杨春霖先生以及实习队的同学们担任的。为了让一部分教师到北大、北师大、川大、西大等校进修,备课,后来还先后请西大的陈惠钦先生、吴金富先生,西安师院的刁汝钧先生、王冰彦先生等来讲过课。当时,学校和系上几乎没有什么教学参考资料,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和大纲,我们这些从未上过讲台的青年教师,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开课,承受的压力和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由于大家有着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业务基础比较坚实,借助自己手头仅有的资料,开始备课,日以继夜辛勤耕耘。常常是深夜了,同志们窑洞里的煤油灯光还在摇曳闪烁。就这样,一节一节课试讲、讲授、辅导、实习,大家边干边学,完成了第一届学生两年的教学任务,表现出良好的师德和业务素质。不少人一开始就显示出相当出色的教学与学术研究的能力与才华。这样一个为适应急迫任务而确定的课程分工,竟成了第一批教师后来长期的专业方向。“穷人孩子早当家”的迫切与锻炼,使他们及早成为这些学科领域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后来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西大杨春霖、石昭贤老师和实习队的同学在延大中文系开创时的艰难时期做出的值得纪念的贡献,那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多年后,毕业生们还忘不了杨先生那妙语连珠的精彩生动的现代汉语课,石先生在文艺理论课上的那些颇有见地的精辟论述。他们和延大师生共甘苦,住窑洞,点煤油灯,吃南瓜小米饭,不取任何报酬。这种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是我们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十分感动。石昭贤先生是我的老师,给我上过俄苏文学课,我毕业留校后,又和他共事几年,相处甚好。他的古典文学功底好,对我多有帮助。当年一起到延大来,我们同住一个窑洞,共用一盏灯。他是江苏人,吃了黄米饭南瓜菜,晚上胃痛吐酸水,却从不要求任何照顾。他不幸英年早逝,实在让人感念!
最后顺便说一下我的第一节课。我在西大本来是搞古典文学的,但按教学计划第一学期要开当代文学课,又没有专任教师,任务就由我和实习队一部分同学共同承担。我讲授两个单元:绪论和第一部长篇小说。对当代文学我没有什么研究,仅凭一股热情,准备了两周,就上讲台。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当时没有教室,全校几个专业都在杨家岭大礼堂上课。中文系人数最多,安排在大厅。记得我第一次站在当年“七大”会场的讲台上,头顶上悬挂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台下是坐在“七大”代表席上的近150名怀各样心情的新生,我当时只有25岁,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确是诚惶诚恐。当代文学的绪论部分,主要是将新中国的成立和政治、经济、文化的新特点,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辟的文艺新时代,当代文学创作的成就和特征。每讲一处都使我联想起延安的光荣历史,有时甚至走了神,斗胆发挥起来,陶醉在一种自豪感中。这是我四十多年教师生涯中的第一节课,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与光荣。
(作者为原延安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