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延安学习,是1940年四月底由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学习的,当时正遇“五一”劳动节,看到街上在扭秧歌,又有许多红绿标语,口号,感到一切都很新鲜。我们一行四个“小鬼”,都兴高采烈,我的心情突然畅快了,眼睛也亮堂了,我们跟着秧歌队看热闹,我们自己也打闹斗笑的不停。感到延安真是解放的天、幸福的天、快乐的天。

1940年,国民党胡宗南十万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搞得我们经济非常困难,但我们党仍高瞻远瞩,预计到抗日胜利后建国人材方面的需要,办起了自然科学院以培养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我们院长是徐特立,他已六十多岁,生活简朴,对人热情,作风踏实。经常深入群众、教员、学生中，了解工作、学习、生活情况。一次物理教员正给我们讲点、线、面的关系,学生听不懂,徐老刚好走到教室来察看,当即就用手势和通俗语言,又比划又讲,使同学们马上明白了,乐得教员和同学们欢笑不止。有一天下午我和王静远同学在谈论学习方法,徐老刚走到跟前就说:“学习要用心记,死记不如活记,不记不如死记，”给我教育很深。他在一次报告会上说学习工作要有恒心,人一解之我十解之,人十解之我百解之。又说有的书要看几遍,一次是一次体会,有的他还要手抄一遍。由于徐老经常关心同学,耐心教育同学,我们都亲热的称他为“老妈妈”。有一次请谢老(觉哉)给我们做报告,因在初中班的操场上(学校当时没有大礼堂)太阳晒的很厉害,徐老拿来一个草帽一条毛巾,草帽给谢老戴在头上,自己把毛巾顶在头上,引得全场大笑,同学们说真是老妈妈了。徐老也跟着笑了。

徐老经常回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开会,中央部门给他一匹马,可是,他不骑,把马交给学校总务科搞生产用,自己到中央去来回货步走。有一次他从学校到中央开会,勤务员拉着马送他,而他坚来不骑,一直走到四里多地的延安城南门口,他硬是叫勤务员把马又送回学校。他一次在做报告时说:我两条腿走着路,脑子还可以考虑问题,腿是不会走错路的,大家笑了起来。

徐老生活非常简朴,他的一件衬衣穿了多年,补了又补,已化的不好再穿了,他的秘书徐乾同志到中央给他又领了一件新的，他看到后马上逼着徐乾同志给中央送回去,并批评说:谁叫你到中央给我哭穷,我这旧衣不是还能穿嘛!徐乾又只好送回去。

徐老经常深入基层,一次总务科开生活会,徐老也参加,我们大家对收发科长很有意见,批评他说话离开原则等,最后徐老补说:该同志还有优点,他看过很多书,和敌人做过艰苦斗争等,这个同志当即表示接受大家意见,接受徐老批评。会议当即开得也活跃起来。

学校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非常愉快的。我进学校是学校刚成立时,到1943年四五月间离开学校调到晋绥边区工作，回忆在校三年时间里是我终生难忘的三年,是决定我人生观的三年。

学校地址在杜甫川口的半山坡上,住的都是土窑洞,每个窑洞住十一二个人,睡的是通铺,挤得很,睡觉没法蜷腿,一直伸着腿睡觉。三年来没有发过一双鞋子,大部分同学都是穿草鞋,冬天用埃布把脚包起来,衣服也没有发过,但是旧衣服破了，总务上给发布叫你补一下。

我们吃的是小米和水煮山药蛋,没有油,只放一点盐。我们学校自己种菜、养猪,自己采野菜作补充,教室也是一个土窑洞,没有课渠,每人发一个小板凳,一块一尺左右的小木板,坐下后木板放在腿上就是课桌,笔记本是非常粗糙的马兰纸,墨水是用一块颜料自己找个瓶子配起来的,就这样每天学习着各种功课。

学校自己办玻璃厂主要吹玻璃瓶子,还自办肥皂厂,一月发半块有时是三分之一块肥皂。同学们时常参加实习劳动。

1941年延安开展生产大运动，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全校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高潮。上山砍柴的,烧木炭的，开荒种田的,纺棉毛线的,给每个同学都明确分配任务，我当时就学会了纺毛线。

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都是亲密的革命同志关系,我们学生对老师也亲热的称同志。老师对学生非常关心，如我们补一班班主任陈光宇同志把我们当小弟弟一样看待，常关心生活、学习情况，有一个同学病了,他常去看,有时还帮助打饭,对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事例她经常表扬说:“我们是同志,又是朋友。”

1941年春季,延安流行伤寒病,不少同学病倒了,大家都互相帮助,提水、打饭、送药。使我难忘的是开始我帮别人，后来我也病倒了,发高烧,不省人事,口吐白沫,班长王玉珍同志和几个同学把我抬到七里铺兵站医务所打了强心针又抬回来,过了两天我才醒过来,身边还坐着几个同学,当时校医舒大夫和护士丁青同志在病人间跑来跑去,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一场大流行病总算安全的渡过了。

1940年冬天大家都没有棉衣,中央给了一部分老羊皮大衣，女同学和女教师都动手把大衣改成短皮衣,给没有棉衣过冬的同学发给一件。同学之间也互相支援,有一个叫高平的同学把她一件绒衣借给我穿,使我过了冬天。

政治处魏之同志,政治教员刘义生同志,龙定燎同志都经常和同学们谈心,访问。使人感到亲切,什么话都给他们说,其他教师也是这样,和同学们像兄弟姊妹一样。

1942年春整风开始,我被临时调到收发室工作。伟大的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政治思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学习了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共计23个整风文件,对提高思想认识改造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后期搞“肃反”运动,误伤了一些好同志,但后来都实事来是的做了结论,落实了政策。

我离开学校到晋绥边区,因工作需要改行作了财务工作,1965年又作了行政工作,几次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几十年来我一直按照在延安时期养成的作风习惯生活、工作。政治上坚定不移的跟党走,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深入基层接近群众,这都是延安精神给我教育的结果。每遇到困难我就想延安。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冲击我,说我是走资派,拉我游街等,但我有延安整风的经验,始终相信党是会实事求是的,最后还是给我正确的下了结论,恢复了我的工作。

几十年来,延安的生活,我记忆犹新,延安的同学我一直记在心里,延安精神始终在鼓舞着我前进。延安啊!是我永远难忘的圣地。

(作者：常克敏 原宝鸡市房管局局长,曾在自然科学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