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一世，在或长或短的跋涉中，总有种种重要关头或转折点，决定他的“命运”，影响他的一生。诸如，战争的考验，监狱的酷刑，乃至恋爱的失败……而我这个普通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境遇和转折，也是很平凡的。它虽然平凡，但对我说却永世难忘。因为这是我生命的新的起点，也是我到今天虽然步履踉跄，却依然能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而未停脚步的缘故。这，就不能不感激哺育我的时代了。 我经常背诵鲁迅先生的名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警语，会给人以力量。在今天，我们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精神文明；而建设精神文明，则更需要清理思想，纯洁感情，使理想之火在心里烧得更旺些。
这已是40余年前的事了。我在乡下工作几年后，于1941年底，回到延安大学学习。那时,从中国到全世界都处于极端险恶的境地：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我军人数也大大减少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又用数十万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要困死、饿死和消灭我们。国际上，法西斯势力猖狂一时，日寇在妄想征服中国的同时，又发动了以偷袭珍珠港为序幕的太平洋战争；苏联红军正在莫斯科近郊和市区与德国法西斯匪徒作殊死的血战。不仅中国,整个人类都处于生死关头。这从中国到全世界熊熊燃烧的烈火，映红了我们广袤国土的每个角落，也映照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我——一个21岁的青年，兴致勃勃地进了久已向往的学校，心里充满了幻想和对未来生活的思考。进校头一天，就是紧急集合。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坐在冰窟一样的简陋的大礼堂里，心情紧张地敬听校长吴玉章老前辈的讲话：日本人要把我们斩尽杀绝，国民党反动派要把中国人民置于死地，德国法西斯拼命要消灭全人类。目前，莫斯科市郊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但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一定能渡过这历史难关……他感情激动，讲到最后竟至声泪俱下！
这全世界和全中国发生的一切，不仅敏感的青年人感觉到了，而且每一个都被卷到了这时代的潮流中。是的，革命处于艰难时期。我们的衣服太破烂，原来规定两年发一套棉衣，目前办不到；只有最困难的人，才能领到二尺布来补衣服。饥肠辘辘，到吃饭的时候了，管伙食的同志宣布：今天只能吃一顿饭，粮食不够哪！而这一顿饭，也是小米稀饭中漂几小块土豆儿。班长往每人碗里舀一勺。男女同学都眼巴巴地瞅着这维系着生命的一勺饭啊！夜里，饿得肚里发烧，便煮野菜吃，或捉麻雀烧着吃。我们班里，得伤寒病的不少，我和其他未病倒的人，经常抬着担架，往中央医院送病号。我有两个同窗好友，生命的火花熄灭了：一个死于肺病，一个死于疟疾。青年人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但严重的考验使每个人心里都变成一个极复杂的世界。久经锻炼的老干部，对这一切视为必经的暂时的历程，因而坚定沉着。青年人，有的咬住牙根，克服艰难；对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教导，深信不疑：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再艰苦还能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不过，这时的延安，仿佛没有从前那样活跃了，往日回荡在满山谷的歌声也减弱了。充盈天地间的是坚毅和深沉的气氛。我们含着眼泪，看着有的青年离开学校，在众目睽睽之下背着行李走了，离开革命了。当然，等待他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笼(这样的人，我于1949年夏季,在解放后的西安附近见过，他一直在胡宗南的西安集中营里痛苦地思考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折磨人的命运”)。有的人在悲叹；有的人发牢骚；有的青年低声哼着；“河边枝间夜莺在歌唱，为何人生充满凄凉……”这凄凉的低吟，在我耳边回荡,在我心里引起共鸣，我，眼泪潸潸而下……
坐以待毙吗？悲叹哀伤吗？埋怨发火吗？办壁报咒骂吗？相反，党中央号召开荒生产，自己纺线织布。既然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用自己的一双，养活了自己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人，我们这些久经征战的老干部，我们这些自愿投奔革命的血气方刚的青年，我们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吗？这支中国人民希望所在的队伍会解散吗？这千锤百炼的革命会垮台吗？不，不会散，不会垮，反而要生存，要奋斗，要兴盛，要胜利。我们延安所有的人，都上山开荒。人们奔赴到最偏僻的地方，把一架又一架山的梢林放火烧掉；黑烟冲天，野兽狂奔；然后在山洞或新搭的茅屋里，安营扎寨。接着，便挥汗如雨，双手打起血泡，血泡变成死茧。为了不让树枝挂破衣服，于是像野人似的脱得精光。陕甘宁边区的人在开荒种地，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全都在开荒种地。从而，我们生产出了粮食，改善了生活；养活了自己，养活了革命。能吃饱肚子，人们劲头更足了。有了吃的，还得有穿的，于是人人学纺线，学织布，学做鞋……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纺线……一个大小伙子，弯腰坐在原始的小纺车前，手拿小小的棉花卷，要抽出一根根均匀的线，那是血汗乃至眼泪换来的。可是，我们终于运用自如了，连纺了一辈子线的老太太也羡慕我们纺线的手艺、速度和能耐。我终生都记得：当我分配了工作，离开学校时，人家告诉我,我纺线成绩是同学之中的下等，可是一年也纺了70斤棉花！
自己长期劳动生产，就知道“一粥一缕”来之不易。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华而不实和崇尚空谈的习气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忠诚、老实和淳厚。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加深了，和革命事业有了血肉联系。人们内心充实了，连体格也变得健壮了。
当时，好心的国际朋友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参观的学者或朋友，曾经问过我们：把许多有作为、有能力、有学问的人和全体干部、战士、青年学生宝贵的生命和时间大部分用到这种种地和纺线织布的事情上，这合算吗？岂不知，这些自己种地和纺线织布的人，学到的忠诚、本领和学问，是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后来，在战争中能那么快地赶走日寇和消灭国民党 800万军队，不是偶然的。不错，他们之中有的人在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献出了生命，而更多的人却成为新中国治党、治政、治军、治文的骨干和中坚。因为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他们获得了人类最需要的美好素质。
当时，在延安，人们一面劳动生产，一面进行整风运动，二者同时并举。我清楚记得，“整顿三风”的运动刚一开始，我想，这是检查领导干部哩，我才工作了几年？乡长比我职位还高。可是，读马列主义著作，又学文件呀，讨论呀，听报告呀，党的20余年的历史，党的近十年来种种斗争情况，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我这个青年人看到了党的活生生的历史，懂得了许多我们从不了解的种种斗争，思考了许多有关中国革命和人类命运的重大事情。不过，事情想了不少，书也念了许多，可是，革命理论，党的斗争历史，对我这个青年来说，毕竟是书本上的事。因为我只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名小兵和后来者。接着就要求结合中国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来一一检查自己。我开始听报告时，听首长或老同志讲，这三个问题是否解决得好，关乎中国革命成败。我私下想:这些问题到底和我关系有多大？至于联系实际检查自己，我的经历很简单：上过学，行过军；办过社会教育，给老乡的娃教字办过冬学，给农民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帮助乡长写工作报告，征粮，扩军，收军鞋，给老乡代写家书；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目前又上了这个大学，想学英语和多读几本书，求得一点学识。完了。光说“完了”也不行，还得挖空心思地寻找自己有什么毛病；特别是“党八股”这一条，实在没有什么好检查的。我又没有写过什么书，或起草过什么决定人民命运的政策文件。写作品吗？从 1939年开始,为农村宣传，只匆促写过些剧本和歌词，以及小报上的小稿子。我反过来掉过去地把这些“作品”作了一番检查。天天开会，天天检查，天天写思想分析，但是，空空洞洞，言之无物。我是这样，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人，差不多也是如此，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灵，都被深深地震动了。党组织指出了，青年人也嚷嚷：要把真实想法说出来，要从自己对党、对中国革命、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方面去解剖自己。是的，说到对党对人民的思想感情，说到自己身上那不健康的情绪，说到那与中国革命和革命政党格格不人的意识，这却使人浑身冒汗了。不说别的，只要想一想：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虽然贫穷，文化落后，又不卫生，但是自古至今，他们就勇于战斗。古代不是出过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近代不是出过刘志丹、谢子长这些共产主义者么？正因为有陕北这弹丸之地的红色根据地，党中央和红军各路大军，才有了家，才有了落脚地和出发点。我在农村几年，常常住在老乡家。他们说：“这条炕上毛主席住过”。“周恩来同志在这窑洞里住过。他在前边那个山上,指挥过部队作战。”我在乡村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军属多，烈属也多。一位老太太经常让我给儿子写信，我笑着写了信，背着她，又把信烧掉。因为她的先当红军、后当八路军的儿子，早已战死在吕梁山！我几次参加过征兵工作，看到他们是如何把子女送上前线的。我也征过几次救国公粮，老乡们口里挪肚里攒，把那金黄的小米送到军队上。陕北的父老兄弟，为中国人民革命献出了多少优秀的子弟啊！献出了多少粮食啊！他们流过了多少血和泪啊！全中国的老干部有几个没有吃过陕北老乡的小米？有几个没有穿过陕北老乡做的鞋子？有几个人没有用他们的毛驴驮过自己的行李?当时，陕北人民养活了党中央，养活了许多元帅、将军和干部、战士。对这惊心动魄的历史我理解了多少？我和他们一个锅里搅稀稠，一个热炕上睡觉，但我懂得他们的贡献、作为和感情吗?我懂得他们的崇高和伟大吗？不，我不安心。我经常想到延安的学校里深造。想到这一切，于是，我在思想总结里写了上述一切，并从出身、经历、工作、读书、思想性格和待人接物等等方面去解剖自己。我的这份“思想总结”，在当时的青年干部和学生中，算是水平最低、最一般的东西。但是，我非常珍视它。听说党组织把它装入我的档案袋里，可惜在西北解放战争中遗失。
我那“灵魂自白”虽然遗失了，但是被锤炼过的心却还在跳动我凭着它,走过战争岁月，走过了这三十几年路程--做了微不足道的工作，也走过弯路。但是，我时时解剖自己，清理自己，以便不落伍，不变为庸俗无耻之徒。“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是一个普通干部、普通文化工作者，但和革命事业血肉相连的人，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而且是以党的名义来干这一切的，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痛苦的事情；而且，曾产生过非常灰暗的念头。但这一切都熬过来了，这不是我意志坚强或头脑清醒，而是党培育的那颗心还在跳动，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经历的增多，这颗心仿佛还有力量。这也许是夸大之词，因为打倒“四人帮”之后这许多年，我发现即使到了退休之年，我解剖自己灵魂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反而加重了。身体被搞垮了，苟安的念头不时袭来。战争中和“文革”前可曾这样气短？但我不甘落伍，因此，老友重逢，那种麻木不仁、老气横秋和对人民疾苦漠然的言谈，曾使我激愤。那些年纪青青就利欲熏心的屑小之徒，也曾使我愤慨。但是，老厂长神情爽朗地说到他们工厂整顿后如何大有起色；或者满头白发的人，谈他们农业部门的所有干部，如何为生产责任制的实行而热烈争论时，我便心花怒放。深夜读书，看到一个有见地、有创新的文学作品时，仿佛这作品是我写的。我为文学创作后继有人而兴奋异常。
我到现在也对城市没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多的人，拥着，挤着，有什么意味？有空爱到工地、农村、学校或科研机关，那里可以看到更多的有志之士。而有志之士,正是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希望所在。去春，我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到甘肃南部,顺着当年杜甫入川的道路走了一段。这位老诗人忧国忧民，境遇那么坏，生活那么苦，而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那么多。比比古人，愧无容身之地。惭愧无用，还是要用当年那样深厚工夫来整顿自己的思想感情。古人云：“日日新”。革命者身负工作重任，一切生活中的困难，要我们迎上去解决；一切思想感情的沉渣，要我们自己来清理。国家强兴“匹夫有责”，何况我们这些有了年纪的人？那种有理想、有作为、肯读书、肯前进、肯创新的人，信念之火越烧越旺的人，不管老年，中年或青年，都是我的老师。我有生之年，永远向他们学习。
延安，我的第二故乡，今天想起了你的哺育，你的培养，你的恩德，思潮汹涌，不能自己，于是写了以上这些话。
延安，我的第二故乡，你哺育了我，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这些老老少少的人，全是你的儿女，全是从你那里懂得了革命信念和不息的追求。如果我不是不肖之子，那么，让我永远记着你的恩惠，不断解剖自己，不息地前进，永远做一名有理想、有追求、有生命活力的革命者。
(作者：杜鹏程，陕西作家协会著名作家,曾在延安大学学习)
(转载西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忆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