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永长

1958年，大跃进的社会洪流促成了延安大学的恢复重建。首批从京师大和华东师大毕业志愿来延安大学任教的共有六人，我是其中之一。当时延安大学条件之差大出我们意料，仝校仅有两排89孔窑洞，上课没教室，吃饭在露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备课。大家凭借献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想、热情，克服困难，坚持工作。学校组织机构也尚不健全，我们六人自愿组成了团小组，公推北京师大四川籍城市贫民出身的一位同志为组长，首次组织生活内容是去杨家岭参观革命旧址，找老同志讲革命经历。

1958年9月22日，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举行了了开学典礼。当时上课地点，数学系在一斋窑洞前的空地上；中文系在中央礼堂的大厅；理化系报到的学生仅有22 人，人数最少，上课就在中央礼堂大厅讲台侧面的所谓化妆室。开学初的几个月，教学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原因是要到大砭沟参加大炼钢铁，去松树林背木炭，晚上还要去延安城里参加修延河大桥劳动。1959年秋，学校建立了无机化学实验室，无水乙醇尚需要自己蒸馏制备。1960年至1961年，又相继建立了分析化学实验室和有机化学实验室。当时没有自来水，但实验要用冷却水，如何解决？大家商议将水缸架高，担井水装满，再用橡胶管连接到实验装置上，冷却用水就不成问题了。三年困难时期，每年都要抽调师生去松树林开荒种地、春播、秋收个把月，教学工作受到影响。直到国家“高教六十条”下达后，教学工作才逐步走上正轨，然而时间不长，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牵动了学校。1964年和1966年，我与部分教师、学生学生一起去洛川县参加社教几个月。1966年3月又到黄陵县参加社教直到9月才返校。此时 “文革”已全面爆发。校党委已被摧垮，此后我在艰难困惑中度过了10年。

1977年到1983年，是我到延大以来全身心投人教学工作最满意的时期。此后，改革开放的潮流与延大当时的历史环境硬是把我推上做梦也想不到的行政之路，当上了一校之长。没有行政工作能力和经验，连文件都不知道咋样批的一名教书匠，又面临严重不团结的领导班子，使我陷入十分苦恼和困难之中，真是度日如年。校长帽子头上戴，工作重任压在肩，万般无奈之下暗下决心： 一要以革命前辈为榜样，一心为公，不搞特殊化，在校内消除官气，改变行政作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并团结教职工；二要摆正教师在学校的位置，使学校的校风、教风和学风，不断向培养优秀人才方向转变。可是，在工作实践中我逐渐感到要使这一愿望付诸实施十分困难，自己又缺少克服这些困难的能力，于是就想办法辞去校长职、务，让别的同志为延大建功立业。脱去官帽后，我才真正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滋味。1992年3月，我退到二线，任正校级调研员。1994年12月退休。

延大自恢复重建到踏上快速发展的历程，我是亲历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位同志对延大走上快速发展道路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就是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教科部部长陶钟同志。延大向当时国家教委汇报办学困难的材料，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并由他主持、分管副省长参加，在省委八号院会议室由延大汇报草拟完成的。老延大的校友上世纪80年代包括国务院总理及国家许多部委任职的领导，是他们建声献策，促成了国家 “八五”期间将延安大学列为重点建设院校，才使我校摆脱了当时的困境，跃上发展的快车道。在延大与这些老校友之间发挥联络与沟通作用的是马海平( 时任延大副校长) ，他在跟随王云风老校长在外地找老校友征询延大校史意见的过程中，与许多老校友建立起了友谊和联系。

2012年9月1日，是我踏上延安大地整整五十四年的日子。纵观延大的发展，已是今非昔比。学校现有17个二级学院，一个独立学院和一个附属医院，本科专业5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1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88个；教职工人数已达1430人，在823名专任教师中有教授115人，副教授230人，博士、硕士464人，研究生学历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6%；校本科学生有1.5万人，硕士研究生有1千多人，成人教育学生7千多人，独立院校学生8千多人;是陕西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的陕西省省属重点大学。延大今日之盛貌，超出了我的预料。现在，她正以矫健的步伐朝着更加辉煌的目标迈进。                                                                    

作者简介：杨永长,陕西洛南人。1958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无机化学研究生班，主动要求到延安大学工作，是1958年延安大学重建时来校工作的教师之一，曾经先后担任延安大学化学系副主任、主任，1983年12月至1992年3月任延安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