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永长

1958年的5月18日是个星期天，上海连日阴雨。这一天的《解放日报》上，有一条新华社的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17日电】革命圣地延安正在筹建一所新型大学，今年暑期开始招生。

这所大学将招收大批工农成分的学生，着重培养建设山区的各种技术人才。今年预定招收学生200多名，开设二年制专科；以后将采取一边上课一边建校的办法，在3年内逐步扩大为可容纳学生3000多人的综合性4年制大学。

这所大学设在中共中央故址杨家岭附近。校舍依山而建，除教室和礼堂外，全部是土窑洞和石窑洞。校内各种设备也力求简单、朴素。

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陕北农民对文化和技术的要求日益迫切。各地农业社提出，要在三年内达到社社有人员：即农业技术员、农业机械员、水利技术员、林业园艺员、兽医防治员、保健员、接生员、配种员。同时，他们还要求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举办地方工业。这所大学的建立，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将起促进作用。

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的人生恰好面临重大的抉择。

经过两年的学习，当时，我即将从华东师范大学无机化学研究生班毕业。华东师范大学是从195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的，我们是第四届。前几届研究生基本都分配在中心城市的高校工作。我们毕业前夕，全国兴起大跃进的热潮，同学们都急切地盼望着投入到建设祖国的洪流中去。

这篇报道好像激流中的一个航标，给了我方向。

8月1日，我和几何研究班的唐有恒同志到陕西省高教局报到，人事处的同志介绍，西北大学、陕西师大、西安交大、延安大学都需要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去延安。

一个月后，我和熊道统、石得玉、唐有恒、冉广培、赵淑珍同志涉水走过延河，在黑暗中穿过一片玉米地，走进用煤油灯照明的一斋窑洞，走进了重建中的延安大学。天亮之后我们才知道，新生马上就要报到的这所新校，一共只有89孔石窑，大家的宿舍、办公室、灶房、库房、阅览室都在这些石窑里。

好在当时杨家岭革命旧址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学校可以借用距离一斋窑洞只有三四百米的中共七大会址中央大礼堂作为教室和礼堂，延安大学重建大会暨1958年秋季开学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不过，吃饭、上课、开会在露天的时候还是非常多。

1958年，延安大学理化系全体学生在杨家岭合影

从一片繁华的黄埔江边，来到几近荒芜的杨家岭下，巨大的反差冲击着我们。在短暂的眩晕之后，我没有失落和彷徨，反倒涌起一股创业的激情。在西安的高校和延安大学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自己不正是认为新校比老校投入工作的机会多，而选择了延安大学吗？能为重建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大学添砖加瓦，我无怨无悔。

这种信念，也贯穿了我一生。

当时的延大，甚至整个延安，底子实在是太单薄了。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劳动是除了学习之外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建校劳动、秋收劳动、夯土劳动、除淤劳动、植树造林、修建梯田等各种劳动任务纷至沓来，一度耗去了大家超过一半的精力。

但是我们从未忘记，重建这所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建设陕北地区的专业人才。在战天斗地的学习与劳动中，20年间，先后有2000多名学生告别杨家岭下这片火热的土地，走上了陕北地区教育、医疗和文化工作的岗位，他们像现代文明的种子一样播撒在陕北高原上。

1978年春天，以1977级进校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延安大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夺回被耽误的十年，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夜以继日地投身到忘我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浑然不觉疲倦。

创业总是艰难的。一直到1980年代，学校里的每一块平地、每一间房子、每一条路，甚至每一棵成活的树苗，几乎都会耗去师生们不小的心力。每一个角落的改观背后，几乎都能说得上一段凝聚大家心血和汗水的故事。

1983年，延安大学师生在校内劳动，清理校园垃圾，美化校园

现在的校园里唯一保留着的1960年代建成的一栋建筑，当年在延安地区算是比较现代化的一栋楼房，她是历经多个寒暑，师生们自己绑钢筋、拉水泥，和工人师傅一起建起来的。当时那栋楼向阳的一面墙上，每个窗户之间都大大地写着一个字，这些字今天仍然依稀可见，把它们连起来念，正是毛泽东同志给老革命根据地的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发扬革命传统”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面镜子，用来时时对照和警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也是一个加油站，时刻激励着我们克服信息闭塞、教学设备匮乏、人才短缺乃至饥饿、寒冷等一切艰难险阻，多培养人才，培养好人才，努力改变陕北老区的面貌。

校园内已经拆除的另一栋老建筑的二层中央，当时也写着四个大字“又红又专”。这像是一句口号，其实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为建设祖国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这栋楼重建之后的延安大学建起来的第一栋楼，被大家叫做“红专楼”。

“红专楼”与总务楼

“红专楼”承载了我许多回忆，也承载着一代延大人的酸甜苦辣。

“红专楼”里面的走道昏暗狭长，白天进入走道，如果没有开灯，需要好一会才能适应里面的昏暗。里面的每间小窑洞不到二十平方米，是学校早期主要的教师住宅和办公室，许多人和我一样，在那里住了二十来年。开始是两个人一间，后来是一人一间，王云凤、张逊斌同志在担任学校主要领导时，住的也是这么一间小窑洞。

我的斜对门是化学系的办公室，物理、数学等系办公室也在那里。

好像是1976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本书的作者杨延。当时他父亲刚把他从老家接来，领着只有五六岁的他来化学系办公室。那时学校里像他这样，到了学龄前才被从老家接来的孩子很多，我的孩子也是这样。来了之后，父母们平时不是劳动就是学习，还是顾不上管他们。

1976年冬天，学校的教职工在任家窑则二号工地劳动，因为杨延的母亲没在延安，无人照料，他父亲把他也带去了。中午为了节约吃饭的时间，食堂用保温桶把饭菜送到山上，天寒地冻，饭菜刚打到碗里就凉了。他也和大人们一样，从天明到天黑，天天在山上。

那个时代在延安大学生活过的人，无论是教职工、学生，还是这些孩子们，天天都在践行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几个字。几乎每一个教师都有过刻蜡板印讲义的经历；每一个学生都参加过各种劳动；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劈柴火、倒烟囱、做饭。大家过着清贫但是安之若怡的生活。因为我们坚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所现代化的新型大学一定能够屹立在杨家岭下。

延安大学杨家岭校区，图片来自延安大学官网

今天，延安大学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当年的预期。我为学校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衷心祝愿她的明天更加美好！

抚今追昔，我也格外怀念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看到这本《杨家岭下沐春风》，我有说不出的欣慰与感动。欣慰的是，年轻的一代没有忘记过去；感动的是，在这些文字中，我又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有些人的名字，如果不写下来，可能已经湮没在时间的尘埃里了。

感谢杨延，感谢所有传承延安大学老一辈开拓者精神的人们，相信延大人“不惧艰辛勇往直前”的独特基因和“立身为公学以致用”的精神品格一定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

祝愿延安大学越办越好！

作者简介：杨永长,陕西洛南人。1958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无机化学研究生班，主动要求到延安大学工作，是1958年延安大学重建时来校工作的教师之一，曾经先后担任延安大学化学系副主任、主任，1983年12月至1992年3月任延安大学校长。